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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丨张广法,文军.差异伦理视角下的翻译注释研究《庄子》翻译注释的内容分析

  摘要: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法从差异伦理的角度对《庄子》的Legge和Watson译本中的注释进行了讨论。首先, 根据两个译本的注释类型, 建立了包含6个类目的类目分析表, 然后由两位编码员进行独立编码, 统计出所有注释的类目搭配类型和每个类目的具体频数和比例, 在注释类目搭配类型的基础上总结出5种主要的注释方法, 最后从差异伦理的视角讨论了翻译注释在彰显中国文化之异上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 Legge和Watson两位译者在译文正文之外综合使用了5种注释方法, 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为西方读者展现出了色彩缤纷的《庄子》文化, 有效地使读者走向了作者, 走向了原文。

  关键词: 《庄子》; 翻译注释; 注释方法; 内容分析; 差异的伦理

  作者简介: 张广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文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翻译学、英语课程与教学。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古诗英译策略的系统构建与运行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17AYY00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学习文献:张广法,文军.差异伦理视角下的翻译注释研究:《庄子》翻译注释的内容分析[J].外语教学,2019(3):86-92.

 

  差异伦理视角下的翻译注释研究:《庄子》翻译注释的内容分析

  1 问题的提出

 

文化解读 | 《中国文化常识》:翻译硕士MTI百科知识参考书

  伦理或道德指的就是“个人、群体所持的价值观或者行为准则” (Barbara 2001: 3) , 也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 (王海明 2004: 2) , 翻译活动涉及到作者、译者、读者、赞助人等主体, 因此其伦理属性可见一斑。翻译伦理可以分为“等同的伦理” (An Ethics of the Same) 和“差异的伦理”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Arrojo 2013: 5945-5948; Wyke 2010: 111-114) , 或者也叫“干预的伦理” (interventionism) (Hermans 2009: 100) 。“等同的伦理”旨在寻求原文和译文的一致或对等, 译者的伦理目标是忠实地传递原意, 时刻提防差异的产生, 传统的语文学派和语言学派的译论就是这种伦理的忠实拥护者。“差异的伦理”或“干预的伦理”则认为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异不可能完全抹掉, 译者在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中应该显形, 彰显源语语言和文化之异, 后现代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译论就是这种伦理的倡导者。等同的伦理会抹杀源语文化之异, 使译者在翻译的过程和产品中成为隐形人, 更为重要的是还可能会加剧文化间的权力差异, 而差异的伦理则能够彰显源语文化之异, 使译者显形, 有时候还可以抵抗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因此,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文化多样性主题更加凸显的大背景下, 异化的伦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 在如何彰显源语文化之异这个问题上却一直存在争论, 绝大部分学者赞同使用异化法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Venuti 1992, 1995, 1998) , 因为归化法“以译语文化‘民族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 把作者带回家”, 而异化法则会“给译语文化的价值观施加一种‘反民族中心主义’的压力, 把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带入译语, 从而把读者带到国外” (Venuti 1995: 19-20) 。但是, 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 认为异化翻译可能并不能起到抵抗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的作用, 而很可能会强化它, 因为“异化的译文如此不同, 看起来与目的语文化毫不相关, 所以对目的语文化没有威胁”, 同时“也无法打破西方读者阅读东方文本时道德上的傲慢心理和文化上的优越感” (Shamma 2005: 63) , 有时候归化翻译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也会像异化翻译一样, 发挥抵抗功能 (Shamma 2005: 51; 王雪明 2008: 64) 。对于以上争论, 我们可以暂时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 认为彰显他者文化之异既可以使用异化法, 也可以使用归化法, 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两种方法是唯一选择, 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条道路, 即译文的副文本。原作另类的语言风格是翻译的难点 (吕兆芳、刘军平 2019: 91) 。Kirkley (2013: 288) 认为在译文中系统地使用副文本可以凸显源语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 Appiah (1993: 817-818) 则专门研究了副本文中注释的作用, 认为在“译文中添加注释、附注等信息, 把译文置于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之中”, 可以使我们“真正地了解他者, 尊重他者”, 她把这种方法叫做“深度翻译” (Thick translation) 1。翻译注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深度翻译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弥补在译文正文中难以完整传递出的原文的社会、历史、文化、审美等信息, 因此在翻译实践, 特别是在典籍翻译中, 广受欢迎, 成了译者的“第二种声音” (Osborn 1982: 417; Paloposki 2010: 91) 。

  注释的这种作用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注释类型、原则和方法的总结上。Osborn (1982) 、王辉 (2003) 、周领顺、强卉 (2016) 、张广法、文军 (2018a) 等使用案例研究法, 根据注释的对象分别对《圣经·旧约》《论语》《中庸》和《庄子》译本中的注释进行了分类。张美芳 (Zhang 2012) 把《尤利西斯》的萧乾和文洁若译本中的注释原则总结为, 帮助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理解和可以用作参考资料两条。滕雄、文军 (2017) 发现不同出版社对Legge1871年版《诗经》中的注释持不同的态度, 有的适当删减, 有的完全保留。也有学者使用语料库来研究注释。Varney (2008) 专门建立了一个译为西班牙语的英语小说语料库, 研究显示, 英语文化的差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小。张广法、文军 (2018b) 专门研究了汉语古诗英译的注释方法, 把其划分为词汇、诗句和全诗三个层面共八种方法。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译本中注释类型的总结和某类文体翻译注释方法的构成上, 对《庄子》译本中的注释方法及作用的研究尚显不足。

  有鉴于此, 本文拟使用内容分析法, 从差异伦理的视角对《庄子》的两个译本中的注释进行量化和质化分析, 尝试回答以下3个问题:

  1) 从总体上看两个译本的注释有什么样的特点;

  2) 两个译本使用了哪几种注释方法;

  3) 两位译者是如何通过综合使用这些注释方法来彰显《庄子》文化之异的。

  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法揭示两个译本中注释的总体特点, 归纳出所使用的注释方法, 然后结合译例详细分析译者是如何通过综合使用5种注释方法向西方读者展现《庄子》文化之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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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注释来自《庄子》的Legge1891年的译本和Watson1968/2013年的译本, 前者有注释1010条, 后者512条, 共计1522条。Legge是19世纪来中国的传教士, 也是一位汉学家, 翻译过大量的儒家和道家经典。Legge的《庄子》译本被收录到Max Müller主编的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丛书中。Watson的译本有1968和2013年两个版本, 除了拼音之外, 两个版本的内容基本保持一致。庄子的这两个译本在西方汉学界的影响较大。Legge的中国典籍译本被誉为“汉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Aikman 2006:267) , Watson的1968年版的译本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代表作品丛书”2, 其国际影响力可见一斑。

  2.2 类目建构

  内容分析需要建立分析类目, 以便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 本文需要对翻译注释进行分类。Osborn (1982) 把《圣经·旧约》译本中的注释分为9类, 王辉 (2003) 把《论语》Legge译本中的注释分为11类, 周领顺、强卉 (2016) 把《中庸》中的注释分为5类。以上分类不是十分严格, 无法满足类目建立的穷尽、互斥和独立三原则 (彭增军 2012: 67-68) 。根据研究需要和类目建立原则, 本文建立六大类目:篇章主题、音义注释、译者评价、文外引用、文内互注和其他评注, 类目定义和说明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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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结果

  内容分析的第二步是依据分析类目对注释进行编码, 编码过程应相互独立。本研究使用两位编码员, 编码后检验编码信度为85%, 不一致的地方协商一致。编码过程解释如下。

  (1) 原文:是鸟也 , 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

  译文:When the sea begins to move, this bird sets off for the southern darkness, which is the Lake of Heaven.

  注释针对“海运”一词:Probably a reference to some seasonal shift in the tides or currents.

  (Watson 2013: 1)

  该注释仅解释“海运”的词义, 故属于类目C2“音义注释”, 类目搭配类型为:C2。有些注释涵盖的类目不止一个。

  (2) 原文: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

  译文:Yet Pengzu alone is famous today for having lived a long time.

  注释针对“Pengzu”:Said to have lived to an incredible old age. See p. 46, n. 12.

  (Watson 2013: 2)

  此注释涵盖C2“音义注释”和C5“文内互注”两条类目, 搭配类型为:C2C5。当然有些注释更加复杂, 最多涉及四条类目, 如:C2C3C4C5。编码员根据分析类目表对所有注释进行编码, 最后统计出所有注释分析类目搭配类型、频数和比例 (见表2) 。

  表3根据编码员对1522条注释的编码结果, 使用SPSS 23.0统计得出。“响应”指的是具体类目在两个译本中出现的频数和比例, 比如C2“音义注释”的频数为1286, 比例为60.78%。有些注释比较复杂, 涉及的类目较多, 故6个类目的响应总数为2116, 大于注释总数1522。具体统计结果见表3。

  下面从总体结果和注释方法两个层面呈现研究结果。总体结果旨在从注释类目搭配类型和6种类目的统计数据两个角度展示两个译本注释的总体特点 (见表2和表3) , 注释方法依据表2的统计数据归纳得出。

  3.1 总体结果

  编码完成之后, 对所有1522条注释的类目搭配类型进行统计汇总, 得出注释的分析类目搭配类型汇总表 (见表2) 。根据表2和表3, 我们可以归纳出两个译本注释的3个主要特点。

  第一, 表2显示, 对原典的音义进行解释的注释有794条, 占比52.17%。当然, 还有些注释不仅涉及到音义还涉及到C3译者评价、C4文外引用、C5文内互注和C6其他评注, 即表2中的搭配类型3-12, 如果把这些搭配中的C2考虑进来的话, 那么C2的占比更高。C2的这个总体数据体现在表3的“C2音义注释”这一行。数据显示, C2音义注释的响应百分比为60.78%, 个案百分比为84.49%, 比例更高。所以, 我们可以说两部译本中的绝大部分注释都是音义注释。

  第二, C1篇章主题注释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类型, 两个译本共34处, 其中华译本1处, 理译本33处, 共占比2.23%。Legge专门用一节对全书主旨和全部33章的主题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虽然注释数量占比不高, 但篇幅较大, 注释更加完整、详细、深入, 而华译本仅对第30章“说剑”的主题进行了简要注释, 篇幅和注释数量均较低, 注释也更加简单。华译本并未在正文的注释中对《庄子》的主旨进行注解, 而是把这部分放到了引言中, 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 华译本的主旨注释依然比理译本要简单。所以, 在华译本中, C1篇章主题注释并非主要的注释手段, 而理译本则更加重视对这一手段的运用。

  第三, 余下的类目搭配类型涵盖类目C3译者评价、C4文外引用、C5文内互注和C6其他评注, 这三个类目的个案百分比分别为12.94%、11.50%、16.82%、11.03%, 是次要的注释手段。C3的作用是译者从读者的角度对原典的正误、意义清晰程度、结构、思想等各个层面进行评价。C4的作用是在对译文进行音义注释和评价时提供参考文献, 方便译文读者参阅。C5的作用在于指向同一主题的其他章节, 方便读者理解, 避免重复注释。C6的作用是展示经文的其他评注, 供读者参考。从搭配类型上看这4类注释主要和音义注释搭配使用, 是辅助手段。

  综上所述, 两个译本在注释类型的使用上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共性是音义注释是主要手段, 译者评价、文外引用、文内互注和其他评注是辅助手段;区别是两个译本对篇章主题注释的重视程度不同, 篇章主题注释在理译本中是主要手段, 但在华译本中是辅助手段。

  3.2 注释方法分析

  表2展现的是两个译本1522条注释的分析类目搭配类型, 共23种, 统计结果根据搭配类型排序。我们可以说, 这23种分析类目搭配类型是这两个译本所使用的注释方法, 但是在这23种搭配类型中有些搭配的占比较低, 最低的甚至达0.07%, 不具有代表性。因此, 为了使研究结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我们需要对所有的分析类目搭配类型进行分类汇总, 得到对典籍翻译注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注释方法。因此, 我们把23种搭配类型分为5组, 即5种主要的注释方法, 分类标准与结果如下:

  1) 篇章主题注释法, 这种方法以C1篇章主题为中心, 即表2中的第1种搭配类型, 共1种;

  2) 音义注释法, 这种方法以C2音义注释为中心, 即表2中的第2-12种搭配类型, 共11种;

  3) 译者评价法, 这种方法以C3译者评价为中心, 即表2中的第13-18种搭配类型, 共6种;

  4) 文外引用法, 这种方法以C4文外引用为中心, 即表2中的第19-21种搭配类型, 共3种;

  5) 文内互注法, 这种方法以C5文内互注为中心, 即表2中的第22-23种搭配类型, 共2种。

  3.2.1 篇章主题注释法

  篇章主题注释针对的是《庄子》全书和33章的主旨。上文已经提到, 华译本中的篇章主题注释只有一处, 且比较简单, 理译本中的主题注释较系统、复杂, 共1节37页, 涵盖《庄子》内篇、外篇和杂篇中全部33章的主旨, 涉及到章节主旨、章节标题含义、篇章结构、修辞、寓言、术语等。

  3.2.2 音义注释法

  音义注释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和其他辅助手段搭配使用, 其中单独使用的音义注释占比52.17%, 在所有搭配类型中占比超过一半, 是主要的注释方法。音义注释包括发音、词义、语篇意义三类。发音注释针对的是原文中特殊汉字的发音, 如莽苍 (mǎng cāng) 、 (死者以国量) 乎 (泽若蕉) (píng) 3、 (大言) 炎炎 (dan) 等 (Watson 2013: 8) 。词义注释主要针对原典中的专有名词和其他与《庄子》主旨相关的词汇, 如鲲、海运、《齐谐》、彭祖、汤、宋荣子、至人、神人、圣人、尧、惠子等。语篇意义注释针对的是原典中的特殊语篇。有时候单纯的音译注释不足以完全解释清楚原典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哲学含义, 还需要借助其他辅助手段, 如对原典进行评价, 提供参考文献, 提供不同注家的解释, 指向其他相关章节等, 以便使注释看起来更加全面、丰满。

  (3) 原文: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译文:Am I waiting for the scales of a snake or the wings of a cicada? How do I know why it is so? How do I know why it isn’t so?

  注释:That is, to ordinary men the shadow appears to depend on something else for its movement, just as the snake depends on its scales (according to Chinese belief) and the cicada on its wings. But do such causal views of action really have any meaning?

  (Watson 2013: 18)

  这个注释采用的方法是“音义注释+译者评价”:Watson首先对原文中三句话的意思进行注释, 紧接着进行评价, 认为有关行为的这种观点不严谨, 没有什么意义。

  (4) 原文:忧乎知, 而所行恒无几时, 其有止也, 若之何!

  译文:But if he worried about how much he knew and his actions were never constant for so much as a year or a season, then how could he ever find a stopping place?

  注释针对原文的“几” (year or season) 字:I follow Ma Xulu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qi; the sentence is vague, and there are many other interpretations.

  (Watson 2013: 216)

  这个注释采用的方法是“音义注释+译者评价+其他评注”译者对“几”字的意义进行了注释, 对原意的清晰程度进行了评价, 同时还指出其他注家对此句也有注释。

  (5) 原文:故有儒墨之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译文:So it is that we have the contentions between the Literati and the Mohists, the one side affirming what the other denies, and vice versa.

  注释针对“儒” (the Literati) 、“墨” (the Mohists) :The disciples of Mih-dze, or Mih Ti, the heresiarch, whom Mencius attacked so fiercely; —see Mencius, V, I, 5, et al. His era must be assigned between Confucius and Mencius.

  (Legge 1891a: 182)

  3.2.3 译者评价法

  译者评价法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和其他类目搭配使用。“注释”按照字面意思理解, 就是对原典和译文中的语言点和主旨进行解释, 以帮助译文读者更加全面地理解重要词汇和语篇的本意和引申义, 把握篇章主旨, 但是仔细分析这两部译著的注释我们发现, Legge和Watson并未完全把注释局限在解释这一功能上, 还对原文进行了评价, 可以说是“释”和“评”的结合。评价涉及原文准确性、原文结构、论据真实性、原意清晰度等。

  (6) 原文:尧观乎华, 华封人曰:“嘻, 圣人!请祝圣人, 使圣人寿。”

  译文:Yao was looking about him at Hwa, the border-warden of which said, “Ha! the sage! Let me ask blessings on the sage! May he live long!”

  注释针对“华” (Hwa) : “Hwa” is evidently intended for the name of a place, but where it was can hardly be determined. The genuineness of the whole paragraph is called in question; and I pass it by, merely calling attention to what the border-warden is made to say about the close of the life of the sage (Taoist) , who after living a thousand years, ascends among the Immortals, and arrives at the place of God, and is free from the three evils of disease, old age, and death; or as some say, after the Buddhists, water, fire, and wind.

  (Legge 1891a: 313)

  Legge在这条注释中除了对“华”和“华封人”的意思进行解释之外, 还对原文提出了质疑, 认为整个这一段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 这似乎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典籍注释的范畴。

  Watson (2013: 97) 对第12章“天地”的最后两段的结构作了注释, 认为最后两段在思想与术语上与前两章都非常相似, 因此, 作者推测这两段很可能原本属于第9或第11章。第2章“齐物论”:“昭文之鼓琴也, 师旷之枝策也, 惠子之据梧也”, 说的是昭文、师旷、惠子的技艺登峰造极, 但Legge (1891a: 186) 认为自己不理解庄子为什么要提到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对论证庄子的观点没有什么帮助。

  还有一些注释是对原意清晰度的评价, 比如, “This is to me very obscure” (Legge 1891a: 254) , “See IV, par.3; but I do not know who Ki Tha (纪他) was, nor can I explain what is said of him here.” (Legge 1891b: 141) , “The meaning is doubtful. As Fukunaga points out, the sentence seems to be related to Daodejing LXXI” (Watson 2013: 201) 等。由此可见两位译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也难怪有学者把这类译者称为“学者型译者” (周领顺、强卉 2016) 。

  3.2.4 文外引用法

  文外引用可以和音义注释搭配使用, 提供某种观点的出处和来源, 以符合学术规范, 还可以单独使用, 作用是在某个术语、说法、观点上把《庄子》和其他相关典籍进行对比, 彰显异同, 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典。两部译本注释所引用的典籍包括《道德经》、《论语》、《孟子》、《易经》、《书经》、《韩非子》等, 其中提及最多的当属《道德经》, 可能这和老子和庄子思想之间的传承关系有直接的联系。

  3.2.5 文内互注法

  文内互注法针对的是重复出现的字、词、句, 作用是为了行文简洁, 防止重复注释。这种方法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和音义注释法、译者评价法、文外引用法搭配使用, 辅助其他方法对原典进行解释, 也是一种常用的注释方法。

  这个注释采用的方法是“音义注释+文外引用”, 译者解释了两个专有名词的意思, 并给读者提供参考文献, 方便读者参阅。

  4 讨论

  Berman (2004: 284-285) 认为, 非文学翻译寻求意义对等的伦理观已经影响到了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完全“不是对异的考验, 而是对异的否定、同化和自然化, 文学作品的最核心本质被压制”, 因此, 翻译的合理伦理目标是“保存差异”。为了实现差异的伦理目标, 绝大部分学者赞同使用异化法及相关变体, 来彰显源语文化之异, 抵抗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 改变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比如Schleiermacher的“让读者向作者靠拢”的方法 (Wilss 2001: 33) 、Venuti (1992, 1995, 1998) 的“异化法”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Tymoczko (1999: 139) 的“学者型翻译”、Lewis (2004: 279) 的“反常的忠实” (abusive fidelity) 、Wyke (2010: 279) 的“颠覆性直译” (subversive literalism) 等。不可否认, 这些方法的确能够有效地传递原文在语言、历史、宗教、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差异性因素, 但受到的限制较大。首先, 在差异的传递范围上受到限制, 这些方法所彰显的异质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局限在原文文本之内, 虽然译者可以在正文中进行一定程度的解释, 但受到的局限较大, 译者享有的自由度较低。其次, 在差异的传递程度上受到限制, 译者只能在字对字翻译这个异化的最高程度, 和从词汇、句法到文化的完全归化这个异化的最低程度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译者的自由度同样较低。在彰显原文之异上, 异化法存在以上两条主要的局限, 克服这两条局限的第三条道路便是翻译注释。

  翻译注释可以完全突破原文正文本身的局限, 深入到正文背后的社会、历史、宗教、价值观、意识形态、诗学传统等文化的深层, 为译文读者提供大量、深入、丰富的背景知识, 帮助读者更全面、深入、系统地理解译文。Legge和Watson两位译者综合使用篇章主题注释法、音义注释法、译者评价法、文外引用法和文内互注法等5种注释方法, 为西方读者系统、深入地展现了《庄子》文化之异, 这些差异可以归结为:主旨之异、音义之异、评价之异和互文之异。

  篇章主题注释法用于展示《庄子》的主旨之异, 可以帮助读者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原典的主旨, 有助于译文读者把握细节。以Legge对第一章《逍遥游》主旨的注释为例, 该注释较为详尽, 涵盖标题意义、结构、主旨、修辞手法、核心术语等:

  We might render the title by ‘Sauntering or Rambling at Ease’; but it is the untroubled enjoyment of the mind which the author has in view. And this enjoyment is secured by the Tao, though that character does not once occur in the Book. Kwang-dze illustrates his thesis first by the cases of creatures, the largest and the smallest, showing that however different they may be in size, they should not pass judgement on one another, but may equally find their happiness in the Tao... (Legge 1891a: 127)

  该注释使用的是篇章主题注释法, 搭配类型为C1。译者首先讨论了标题“逍遥游”的翻译, 认为直译为“Sauntering or Rambling at Ease”无法体现得道之后得精神的自由状态, 因此翻译为“Enjoyment in Untroubled Ease”。接下来为读者分析了, 庄子是如何通过最大和最小的动物的对比来逐步展现本章主旨的。译者对各章和全书主旨的注释, 从宏观上说有助于西方读者把握篇章主旨, 进而更深刻地理解庄子哲学思想, 从微观上讲有助于读者把握原典的语言和修辞特色。

  音义注释法可以用来展示《庄子》的音义之异、评价之异和互文之异, 主要针对的是原典中的核心术语和专有名词, 比如:道、天、地、鲲、尧、舜、许由、伯乐、子贡、魏王等。统计数据显示, 这种方法是主要的注释方法, 音义方面的差异也是译者重点展示的差异。《养生主》最后一句:

  (7) 原文:指穷于为薪, 火传也, 不知其尽也。

  译文:What we can point to are the faggots that have been consumed; but the fire is transmitted (elsewhere) , and we know not that it is over and ended.

  注释:The “faggots” are understood to represent the body, and the “fire” the animating spirit. The body perishes at death as the faggots are consumed by the fire. But the fire may be transmitted to other faggots, and so the spirit may migrate, and be existing elsewhere.

  (Legge 1891a: 202)

  该注释使用的是音义注释法, 搭配类型为C2。Legge使用异化法根据原文的字面意思, 把“薪”和“火”分别翻译为“faggot”和“fire”, 并在注释中解释了这两个术语和这句话的引申义, 能够帮助不熟悉《庄子》的英美读者了解这句话的主旨。异化策略保留了原文的修辞手法, 主旨注释解释原文背后引申义, 两种策略相互搭配有效地为西方读者呈现出了原典的文学特色和哲学主题。

  译者评价法可以用来展示《庄子》的评价之异和互文之异。评价之异指的是译者从某种角度为译文读者展现《庄子》自身存在的差异、缺陷或矛盾, 包括原文正误评价、意义的清晰度评价、结构和观点评价、论据可靠性评价和出处评价等。第33章《列御寇》:

  (8) 原文:凶德有五, 中德为首。

  译文:There are five types of dangerous virtue, of which inner virtue is the worst.

  注释:The writer nowhere states what the other four types are. (Watson 2013: 284)

  该注释使用的是译者评价法, 类目搭配类型为C3。译者指出, 原典在这一章中仅指出了五种“凶德”中的一种, 但在其他地方并未提及其他四种, 这是对原文结构层面的评价。

  (9) 原文:汤之问棘也是已。

  译文:Among the questions of Tang to Qi we find the same thing.

  注释:The text may be faulty at this point. The Beishanlu, a work written around 800 CE by the monk Shenqing, contains the following passage, said by a Tang commentator on the Beishanlu to be found in the Zhuangzi: “Tang asked Qi, ‘Do up, down, and the four directions have a limit?’ Qi replied, ‘Beyond their limitlessness there is still another limitlessness.’” But whether this passage was in the original Zhuangzi or whether, if it was, it belongs at this point in the text, are questions that cannot be answered.

  (Watson 2013: 2)

  该注释使用的也是译者评价法, 类目搭配类型为C3C4。译者根据唐僧神清《北山录》中“汤问革曰:‘上下四方有极乎?’革曰:‘无极之外, 复无极也’”一句推测, 原文可能有误, 但究竟《庄子》原典中是否有这一段, 或者这一段是否在原典中的这个位置还难以回答。在这个注释中, 译者以相关典籍为依据对原典的正误做出了评价, 可以引导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阅读相关典籍, 寻找答案。

  文外引用法和文内互注法用来展示原典的互文之异, 即用来展示《庄子》这个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的关系” (Prince 2003: 46) , 这类文本有《易经》、《道德经》、《列子》、《北山录》、《论语》、《韩非子》等。除此之外, 还引用了大量《庄子》注家的观点, 比如马叙伦、郭象、陆德明、禇伯秀、孙诒让、王念孙等。虽然这两种方法并非主要的注释方法, 但对于向西方读者呈现与《庄子》相关的文本系统, 建构起《庄子》和道家哲学的知识体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上5种注释方法有主有次, 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搭配使用, 从主旨、音义、评价和互文4个层面, 系统、深入地展现出了异化法在正文中无法为读者呈现的原文语言和文化之异, 把原典和原典读者之间共享的隐含的背景知识, 变成一种显性的知识, 呈现给译文读者, 有效地促进了译文读者的理解, 为异化法提供了有效的辅助手段。

      5 结论

  Legge和Watson两位译者综合使用5种注释方法在译文正文之外, 从不同侧面、不同深度、不同层次为不同时代的西方读者展现了色彩缤纷的《庄子》主旨、历史背景、字词音义、文学特色、相关典籍、《庄子》注疏、译者评价等方面的厚重的文化, 有效地使读者走向了作者, 走向了原文。翻译注释是一种深度翻译的方法。张佩瑶 (Cheung 2007: 32) 说, 深度翻译如果成功的话, 译文并不仅仅变厚而已, 还可以从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再现异域文化, 可以为他者文化建构起一种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文化身份。徐敏慧 (2014: 62) 也指出“厚译” (即深度翻译) 可以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再现他者的文化, 展示其多面体、多层次的文化身份。作为一种重要的深度翻译方法, 翻译注释在翻译策略难以充分传递源语文化差异之处显身手, 与翻译策略一起共同构成了彰显源语文化差异, 建构源语文化身份的策略体系。

  本文的研究表明, 翻译注释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在建构源语文化身份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仅仅是初步的, 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比如典籍类型和注释有什么样的关系, 注释和翻译策略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不同译者有什么样的注释风格等等, 以上问题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研究目的, 综合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系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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