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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月光”契诃夫:被“原生家庭”拖累一生,却散发着温暖清辉

  在俄裔犹太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Irene Nemirovsky)的笔下,俄国小说家、戏剧家安东·契诃夫(Anton Tchekhov)的一生就像一支舒缓优美哀婉动人的乐曲,一条在皎洁的月光下静静流逝的大河,让人情不自禁爱上这位出身贫苦,自律又勤奋的天才。

安东·契诃夫

  尽管生活如此艰辛,这位被所谓“原生家庭”拖累一生的契诃夫、被肺结核日益耗尽生命的医生、后期获得巨大成功备受人民爱戴的作家,自始至终保持着与生俱来的温和、慷慨、谦逊和同情心,而他的内心却是孤独、沉重而悲伤的。

  他从自己和贫苦农民的生活中看透了生命的虚无:生活就是为了明天的面包永无止境地挣扎,人们无时无刻不被现实的陷阱困住,天分被浪费,时光被虚度,最后不得不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

  用契诃夫自己的话来说:“人生不过是由丑陋、烦恼及平庸所构成,相互交叠、接连而至”。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他总是克制冷静,将现实的滑稽无情地揭露出来,读他的作品不总是让人愉悦。

  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正是这本由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所著的小书——《契诃夫的一生》。

  本书呈现的是一位极为罕见的近乎理想型的作家/人,他温和而冷静、才华横溢却谦逊、对人类充满怜悯和同情、不说教、牺牲自己的幸福给家人以支持。他风趣幽默,生活再苦也从不抱怨,有他在,周围的人都会感到愉快和温暖——他是一个“生来公正、高尚、善良的人,而且从不停歇地尽力使自己变得更好,更温和,更可爱,更耐心,更乐于助人,更无微不至”。

  这样的人生故事就像漆黑寒夜里的一盏路灯,散发着温暖的黄色光芒,给人以希望。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作者内米洛夫斯基用如此优美的文字撰写契诃夫的一生,满是惺惺相惜,她在契诃夫身上看到了自己,也似乎看到了鼓舞他们在艰苦环境下追求艺术的动力。

  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教授袁筱一在序中写道:

  走近这颗灵魂,对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连同此时的我们——几乎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像走近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丝毫不用怀疑伊莱娜与‘安托沙’(契诃夫的昵称)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仿佛是她的一个哥哥,在年少时也可能讨厌她的纠缠——就像亚历山大讨厌‘安托沙’一样,但是他们分不开,因为他们的灵魂为彼此留了一扇窗,留了让外面的光线照亮一个世界的可能。

  是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身上也背负着同样的苦难,而她和契诃夫一样从来没有抱怨过。

  借助《法兰西组曲》渐渐重新回到我们阅读视野中的伊莱娜也许能够通过《契诃夫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她对芸芸众生‘清醒的同情’,她小说中通过普通人物的眼睛看到的历史场景,她对于细节的喜爱,她对于英雄人物的畏惧和嘲讽,她那略显残忍的冷静(这也是她有时会遭受指责的原因),以及她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同时所做的,属于自己的努力。那一切,在她感受生活之前的半个世纪,契诃夫都曾体验过。

  作者内米洛夫斯基出生于1903年沙皇统治下的乌克兰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她的父亲是个银行家,是乌克兰最富有的人之一。随着俄国革命的日益紧迫,一家人躲到了莫斯科。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在其小女儿伊丽莎白·吉列(Elizabeth Gille)以母亲的视角写成的自传中,她将读者带到了1917年的俄国:

  In Moscow in October 1917, Irène, safely ensconced in the Hotel Metropol, thrills as she watches street lamps decapitated by gunfire, spurting “streams of burning gas in the dark night.” Later the family flees to Finland and Irène receives a birthday kiss on a sleigh. Landing in France in 1919, she makes a solemn vow: “I swore to myself that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I would never again become an exile.” (New York Times)

  1917年十月的莫斯科,伊莱娜被安全地安置在大都会酒店,当她看到街上的路灯被炮火击碎,“在暗夜里喷出燃烧的气体”的时候,她浑身战栗。后来这家人逃到了芬兰,伊莱娜在雪橇上收到了生日的亲吻。1919年抵达法国的时候,她郑重发誓:“我向自己起誓,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都绝不再流亡。”(《纽约时报》)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誓言,此后当纳粹逼近法国,犹太人不再安全的时候,内米洛夫斯基一家也拒绝逃往美国。

  1942年,39岁的内米洛夫斯基在家中被捕,两个女儿和丈夫亲眼看见她被抓走,并被送进了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不久便病死。她的丈夫一年之后也被送进了奥斯维辛的毒气室。两个女儿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得以逃脱。

  内米洛夫斯基是位极具天分的作家,她的母语是俄语,但自小就跟着法国家庭教师学法语,所以在逃到法国之前她就已经掌握流利的法语。在法国,她用法语写作,26岁时发表处女作David Golder,一举成名,成为法国文学界的公主。

  除了小说,她还在很多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到了1937年,内米洛夫斯基共发表了10本书,David Golder也被改编成了电影。

  1942年,在内米洛夫斯基被捕后,12岁的长女Denise逃跑时带上了母亲的手提箱,她以为里面存放的是母亲被捕前写的日记,一直不敢打开阅读。六十多年后,她准备把这些手稿处理掉,才发现它们原来是小说。在写成六十二年后,这些手稿得以出版。

  其中,描写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的史诗《法兰西组曲》震动了法国文坛。2004年它获得了法国第二重要的文学奖勒诺多文学奖(Prix Renaudot),这也是这个奖首次颁给逝去的作者。

  Critics have likened her to Tolstoy, Chekhov, Turgenev, Dostoevsky, and indeed Némirovsky had Tolstoy's War and Peace in mind as she worked on Suite Fran?aise. But no comparisons are necessary, nor do they honour the absolute originality of her intelligent voice.

  评论家将她和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她写《法兰西组曲》的时候脑子里的确想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是她的叙事灵气十足,具有绝对的原创性,这样的比较是没有必要的,也缺乏尊重。

  Her writing - often imperfect, and sometimes over-sentimental - is to be loved or admired for itself. Not a bird, flower or saucepan escapes her contemplation, and she applies the same lucid perception to the members of the human race she so vividly brings to life.

  她的写作——尽管常常并不完美,有时候还过于伤感——本身是值得喜爱和钦佩的。没有一只鸟、一朵花或者一只炖锅逃过她的注视,她也以同样明晰的洞察力去观察人类,她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She has a particular talent, a nearness to her readers, so that you almost feel the flesh of the characters she creates, however vile, rapacious and idiotic they may be. This is where she is irresistible - addictive - so that once you pick up one of her novels, you cannot put it down. (The Guardian)

  她的特殊天赋在于贴近读者,因此你几乎可以触碰到她的角色的血肉之躯,不管他们是多么卑鄙、贪婪和愚蠢。这就是她为什么让人无法抗拒——让人上瘾——你一旦拿起她的小说,就无法放下。(《卫报》)

  她去世后,她的作品陆陆续续被出版,其中包括1946年出版的《契诃夫的一生》。

  尽管不是小说,《契诃夫的一生》同样让人上瘾。叙事主要以契诃夫的第三人称角度展开,但偶尔也会切换到其他如他的妻子奥利加·克尼碧尔的视角,使得读者更充分地了解契诃夫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存环境。

  安东·契诃夫于1860年出生于俄国没落的港口城市塔甘罗格的一个小商贩家庭。他的父亲祖上是农奴,但经过努力,父辈赎回了自由。父亲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卖日用品、草药以及酒。他脾气暴躁,但内米洛夫斯基说他其实“既不凶恶也不愚蠢。相反,他有丰富的想象力,有品位,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有对音乐深沉真挚的爱”。

年轻时的契诃夫

  他是个极其虔诚的教徒,就算家人忍饥挨饿,他也要把大把的收入花在主身上。他把自己的五个儿子组织成一个小型唱诗班,每到大节庆,不管什么天气都要在凌晨两三点把孩子们叫起来去教堂唱歌。孩子们被剥夺了睡眠,疲倦不堪。

  不仅如此,父亲还命令孩子们去杂货店监督伙计防止他们偷盗。小安东·契诃夫从小就在柜台后写作业,观察来来往往的顾客、过路的商贩和酒徒,敏锐的观察力和模仿天分,让他轻松就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各种各样的人。

  父亲决定让孩子们读大学,以便将来为父母养老。安东·契诃夫是家中第三个儿子,十三岁时,他第一次见到了舞台,迷恋上了戏剧,不仅自己写滑稽剧和正剧,还和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以及中学同学们一起表演,创立了一个业余剧团。

  小契诃夫们还创办了一份刊物叫《口吃者》,由亚历山大和安东撰稿,尼古拉画插图。十五岁时,安东生了一场重病险些丧命,被一名医生救活后,他决定成为一名医生。

  十六岁时,父亲决定建造一个新商店,却因此破产,还不起债,只好跑路,留下妻儿自生自灭。两个大儿子去了莫斯科,接着全家都去了莫斯科,只留下十六岁的安东依靠自己生存、完成学业,直至十九岁考上大学。此后,安东·契诃夫就背上了一家八口的生计。

  他们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周围是没完没了的“闲聊”,安东则在桌子上赶小说赚稿费。父亲整天上教堂,什么都不做,母亲一直哭,大哥亚历山大接连不断与已婚生子的女子陷入恋情,二哥尼古拉患上肺结核不停地酗酒浪费自己的绘画才华。只有安东可靠,他从不抱怨,努力地工作,给家人以物质和精神安慰。

  慢慢地,他的才华得到了德高望重的作家的欣赏,随着重要作品的问世,契诃夫逐渐变成莫斯科备受尊重和爱戴的作家,生活也逐渐富足。然而他也染上了肺结核,命不久矣。

契诃夫和妻子奥莉加·克尼碧尔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遇见了他深爱的戏剧演员奥莉加·克尼碧尔(Olga Knipper)。契诃夫自嘲自己一直过着“修士般的生活”,他渴望爱情,却害怕失去自由,他半严肃半嘲讽地写道:“我也挺想结婚,但请给我一个月亮般的妻子,不会总是出现在我的地平线上。她在莫斯科,而我在乡下……”

  他与奥莉加的婚姻正是如此。由于身体问题,契诃夫不得不长时间呆在较为温暖的雅尔塔,而妻子是冉冉升起的戏剧明星,常年在莫斯科工作。没有妻子的关怀,契诃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均得不到保障,可是他仍然无法自私地把她留在身边:“她与他一样,是一个人。她应该充分地体验人生,而他….. ‘也许,我命该如此。’他说”。而他很少抱怨。

  与同时代将农民浪漫化、生活富足的乡绅托尔斯泰不同,童年以及一生的挣扎,和那种深入灵魂的困窘让契诃夫更能准确地描绘俄罗斯农民的灵魂状况。

  正如袁筱一所写:

  “他不带有自上而下的同情,而是真的站在他们的身边,体会到他们‘残酷、野蛮、无情和悲惨’的生活,体会到他们对‘好好活着’的迫切需求——而不是什么‘自由’。‘知识界’一贯擅长的所谓理想化的善良淳朴在农民真正的灵魂状况前显得如此苍白”。

  1904年一个闷热的七月夜晚,契诃夫心肺衰竭奄奄一息,他看着奥莉加努力为他展露的最美的笑容,把一杯香槟一饮而尽,平静地死去了。

  1914年,生着病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芬兰回忆起逝去了十年的契诃夫,他写道:

  我想起了他的葬礼。这个受到莫斯科“温柔爱戴”的作家,棺材被放在一节绿皮车厢里,车门上用硕大的字母标记着:“牡蛎”。人群中有一部分人,稀稀落落地聚集在火车站,却是因为错认为这是从满洲运回的凯勒尔将军的棺材。于是他们吃惊地看着人们在军乐声中给契诃夫送葬。当他们终于明白是自己弄错了的时候,一些乐天派开始微笑,而后傻笑起来。在契诃夫的棺材后面,缓缓前行着一小拨人——如此而已。我尤其记得有两个律师,都穿着崭新的皮鞋,戴着鲜艳的领带——好像刚刚订婚。我走在他们后面,听到其中一个,瓦西里·阿·马克拉科夫,正在谈论狗的智力,另一个我不认识,正在炫耀着自己的别墅如何舒服,附近的风景如何秀丽。一个穿着紫色长裙的贵妇,撑着花边小阳伞,正试图说服身旁那个戴老花眼镜的小老头:“啊!他真的非常非常地亲切,而且那么幽默!”老头从后头发出一声咳嗽以示怀疑。天气闷热,尘土飞扬。一个肥硕的宪兵骑着一匹肥硕的马,趾高气昂地走到了队列的前面。

  这是个再完美不过的“契诃夫式”结局了,“到结尾……烟花一场”。内米洛夫斯基继续写道:然而,在无动于衷的人群里,契诃夫的妻子和母亲紧紧地依偎着,相互搀扶。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当中,契诃夫曾经真正深爱过的,唯有她们俩。

  正如袁筱一所说:“是看到这里,要合上书页之时,才能真的明白,什么是‘混合着玩笑、伤感和平静的失望’,什么是‘水晶一般的冷漠’。在疲惫和孤独的背面,始终希望能够捕捉到一丝让这个世界亮起来的清美的光辉——这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笔下的契诃夫,也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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