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趣谈

学术观点 刘满芸:共生理论视阈下的翻译研究

  共生理论视阈下的翻译研究

  刘满芸

  【作者简介】 刘满芸,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北京外国语学院)本科毕业,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美国伯米吉州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翻译协会会员,许渊冲翻译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山西省高等院校外语教学与研究学会理事。长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与比较文学。

  【作者电子邮箱】  myliuczxy@163.com

  摘   要:自然界不同生物群体之间的密切联合,是一种共生能力,也是自然法则;共生理性是生物哲学,也是人文科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理性的高度契合。本文将共生理论引入翻译学领域进行学科整合研究,以生物共生的自然主义哲学观为指导,以生物共生的自然法则为伦理依据,以“共生”为核心概念和视点,从共生理性、整体关联、三元空间、互文性、互主体性、译者自省等六个层面做焦点式阐释,旨在剖析不同语言文化间的交互状态与密切关系,揭示其异质共生特质、多元共生形态以及内在共生规律,为当下的翻译研究拓展新的理论视阈和方法途径。

  关键词:“共生”;共生理论;共生理性;共生翻译

  引 言  共生理论的生成及其在社会学领域的人文发散

  生物共生的自然主义哲学观的发展源自一个普普通通的生物学名词——共生(symbiosis),该词描述一种生物间极为普遍的自然生态现象,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第四版)将其解释为:“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pecies, organisms, etc that live close together and depend on each other in various ways;共生(关系)”。《现代汉语词典》将“共生”界定为:两种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依生存,对彼此都有利,这种生活方式就叫共生(2000:441)。symbiosis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中的συμβ?ωσι? 一词,其中,συμ指with或together,而β?ωσι?指life或living,到中世纪逐渐演变成一个英语词汇。“共生”作为广义的生物学概念,最先由德国微生物学家、现代真菌学奠基人海因里希?艾顿?德贝里(Heinrich Anton de Bary,1831一1888)于1879年提出,指“不同生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the living together of unlike organisms)(Douglas, 1994:1)。复旦大学洪黎民教授把“共生”概念界定在狭义和广义两个范畴里,狭义指“生物之间的组合状况和利害程度的关系”(洪黎民,1996:52),生物学及其众多分支学科研究以及生物教科书中一般都用狭义描述;广义指“各种各类生物间以及与外界环境之间通过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而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ibid:52)。“共生”作为“一切群体中密切联合的能力,不但是诸多生命分支科学的理论网络,而且是一种生物哲学,自然界和人文科学莫不如此”(ibid:50)。生物共生法则维护了大自然的生命秩序,保障了生物进化与物种创新。

  生物共生的自然法则已经得到自然科学的实证,逐渐被广泛接受,并从一种自然生物共生哲学演变为一种广义的社会共生哲学。现在,衍生于生物共生哲学的共生理论已经成为诸多人文社科领域的新的方法论,成为普遍适用的现代社会思维方式,因为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可塑状态;不仅是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袁纯清,1998)。生物之间的共生法则为人类在自然整体系统中的角色提供了理性思考的依据,它蕴含着一种基于世界主义、整体主义的“共生主义”(钱宏,2007),是“融汇整合中西方长处的新哲学”(李思强,2004)。

  “哲学的基础是自身所处的时代”(于建福,2004:46),生物共生的自然主义哲学观与中华传统经典哲学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执中致和”等人文思想精髓有着本质上的同一性,因而已成为一种哲学理念。共生理性是共生哲学的科学基础,即“把思维方法上遵从科学理性和在人生哲学价值判断上以人类共生为最高价值”(于真,2011)。共生是人在社会中的基本存在方式,社会发展是共生关系的改善(胡守钧,2010:8)。在人文区位学理论中,共生是支配城市区位秩序的最基本因素之一,共生和竞争关系构成了城市社区的区位秩序(ibid,2010:4)。共生之于文化是其多元性的保障,“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妥协匡正了文化同化的企图,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对话、相互吸收等”( 邱仁富,2008:155-158)。共生之于教育是“人的生存系统从微观的联合到宏观的共同进化所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的机制”(李燕,2005:2),等等。共生之于人文科学的启示在于:它“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共生”(ibid:2005:2)。

  共生理论的跨学科渗透非常广泛,对“共生”的人文解释也极为多元。本文将其引入翻译学领域进行学科整合研究, 以生物共生的自然主义哲学观为指导,以生物共生的自然法则为伦理依据,以“共生”为核心概念和视点,从共生理性、整体关联、三元空间、互文性、互主体性以及译者自省等六个层面做焦点式阐释,旨在为当下多元化时代的翻译研究探寻新的理论视阈和方法途径。

  一、共生理性

  翻译学中,共生理性指与翻译相涉的一切人和事物及其相互之间的一种理想关系和存续状态。共生理性有两个层面的意指:一是共生翻译,即借生物共生的自然法则喻指翻译的共生理性,包括态度、目标、价值判断和美学追求等,是一种关于翻译的总的合理存在状态。二是翻译共生,即借生物共生的自然法则实指翻译的异质多元、相生相容的景观和形态,包括翻译主体的共生、翻译客体的共生、翻译理论与方法的共生、翻译伦理与规约的共生及其交互之间的互为共生关系。

  翻译中的共生关系终归是一种社会共生关系,一切翻译现象都应被当作客观事物对象去研究,当作社会存在的现象和本质去审视,译者应抛却“想当然”的主观意识,用翻译事实来解释翻译中的各种共生现象,进而把握翻译的共生本质和规律。这是一种态度。翻译的目的是服务于读者,除了传输信息、知识、思想的内容和语言、修辞、文体的表征之外,译者还应承担对社会多数受众在道义上的引导义务。翻译事关译者自身行为的价值判断,共生翻译不追求同质化,以避免语言文化的单一化、标准化,致其走向固守和衰竭,而是追求异质化、多样化,从而使语言文化走向包容和强大;从这个层面讲,翻译可以看作是向同质和异质双向开放的跨语言文化认知、转换和交际活动。人类语言的先天生物属性保障了其后天的认知和习得条件,而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则是这种生物属性的普遍性体现,借生物间普遍的共生法则来建构翻译中的共生理性,源于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属性与合理性同构,将自然界生物之间的密切共生关系与人类社会中语言文化间的密切共生关系做类比和借用,探索翻译中的共生现象、共生性质和共生方式,揭示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内在共生规律,有助于推动良性翻译环境建设,促进语言、文化、人际和社会等诸多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这是从事翻译的个人、集体、机构或组织应当为之努力的。翻译本是揭示文本真相,而“目的”、“中心”、“操纵”、“改写”、“模拟”等都不会触及真相,单是模拟已经是翻译的低层次追求,因为“模拟”至多不过是原文的表象与影子,“意义才是翻译永无休止的追求”(an unending pursuit of meaning)(Newmark, 2006:38)。共生翻译蕴涵着一种哲学启示,一种站在哲学的高度审视语言的方法,一种竭力用共生思维认识翻译本质和规律的理性。翻译,形式是语言,内涵是文化,本质是语族、社会间密切的互为共生关系。翻译的美学意义在于其固有的艺术特质,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对比、补充、转换与超越关系,也承载着文化解释与传播的重要功能,同时也满足译者主体的心灵需求,即对语言艺术和思想境界的无限追求。语言的功能在于意义本身,语言是意义的保障,语言的本质是人类思想和情感的符号化再现,而作为符号,语言所包涵的真正东西只有一种,那就是“意义”,即思想意义、情感意义和艺术意义。语言的意义伟大而深远,它“将经验加以客观化或形式化,以便供理性知觉或直觉去把握”(苏珊?朗格,1983:168)。语言符号的表现性可以使译者将文本的意义置于其自身语言的天赋、潜质和努力之中,语言能准确地规限意义,为意义的充分旅行护航,确保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有效沟通,从而赋予读者以美的享受和教育的启迪。

  翻译共生从翻译与人的共生、翻译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共生关系出发,审视翻译的共生环境、共生机制及共生伦理等问题。翻译共生的视角极其广泛,既指主体层面,也指客体层面,还指理论与方法以及伦理与规约层面;既包括语言文化间的同质与共生,也涵盖语言文化间的冲突与差异;既有译技方法的实指,也有实践层面的创造。翻译主体的共生体现为译者在社会、语言、文化系统中分享资源、相互渗透、自由创造并传播文化精神的依存关系,优质的翻译主体共生关系是保障翻译主体活动质量的有利条件。翻译客体的共生指原语文本、译语文本、翻译评论及其相互之间的共生与延展关系,其本质是承载于各类文本中的人类知识、文化、思想与智慧的共生。翻译理论与方法的共生具有历时与共时的双重共生特点:从空间上讲,横向的、跨语族的翻译理论与方法是一种共生关系;从时间上讲,纵向的、跨时代的翻译理论与方法也是一种共生关系。任何人对翻译的研究与实践都无法脱离翻译的历时性经验而仅仅囿于其自身时代的共时视野。人类历史长河中翻译理论与方法的历时与共时性双重共生特点,可用下图表示:

  翻译的伦理指向是共生,一切科学、理性、客观的翻译研究与实践都应得到道义上的尊重。对翻译的度的把握体现在翻译的伦理与规约上,翻译的伦理与规约规定了各主体之间的翻译操守与行为规范,是各主体之间协调与共生的伦理尺度。

  总之,在翻译学中提倡共生理性的意义在于:扫除翻译环境中的共生障碍,维护良性共生翻译生态,创造优质共生条件,培养译者的理性共生翻译素质,剔除译者与翻译研究者的名利、欲望与偏见,使其共担翻译职责,共享翻译资源,共赴翻译使命,共建翻译平台,为有效服务翻译的学科发展与现实需求尽职尽责。

  二、整体关联

  生物之间的共生度基于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就策略与方法而讲,翻译是一个整体关联的过程。纽马克在阐述翻译的策略与方法时,将翻译分为语义(semantic)和交际(communicative)两种类型,旨在适应不同的文本类型;但之后他又意识到将二者割裂的缺陷,又将二者结合起来,发展为关联翻译(correlative translation)(Newmark,1994),旨在调和以“目标语为中心”和以“源语为中心”的翻译方法在取舍上的矛盾。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明问题,也并不具有实践意义。翻译实践的丰富性与庞杂性特征并不支持翻译方法策略上的一元性(unitary,比如:忠实论),也不支持二元性(dualistic,比如传统的二元对立观),而是支持多元性(polynary)、动态性(dynamic)和整体性(holistic)。任何文本类型的翻译都是、也需要以语义为基础,也都具备一种或多种行为目的,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意义和目的上的取舍,还面临着社会、历史、文化、美学、伦理、甚至政治上的考量;翻译不只面临语义和交际的问题,译者对意义的抉择并不单纯,会有文化的审慎,会赋予其“美”的外形(择词、组句、修辞等),会有伦理的诉求,会有社会的映照,会有历史的比称,有时甚至会有政治的角逐。总之,意义总会以复杂的面貌呈现于世人。当意义靠近原文、目的靠近读者时,别忘了译者是其间最直接的情感和精神的体验者,因为译者作为“关系中的人”,需要考虑文本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也不得不时而“贴紧”(原文)、时而“折中”(原语和译语)、时而“转向”(译语),译者的翻译行为和翻译观念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既不可能茕茕孑立,也不可能亘古不变,他(她)随时都在微观的个体身心与宏观的外在社会之间求得平衡与取舍,总是在不同的策略与方法中穿行,“偶尔复制或模仿,幸运时创造,有时解码和重新编码,时常进行交流,也许还有一点儿操纵,但希望‘从不食人’”(Chesterman,2006:26;穆雷,2006:ix)。因此,翻译是一个整体关联的过程,整体关联是翻译过程中的普遍存在,体现了译者翻译策略与方法上的多样性共生特征。

  三、三元空间

  三元空间阐述的是人类语言文化交互过程中的共生空间。人类是个共生体,人类以思维共性的普遍性为生物与心理机制,人类的一个无比重要的共生表现形式就是语言和文化的共生,人类繁茂的语言和文化形成了事实上的互为共生关系。就像不同生物各有其共生空间和环境一样,人类族群间的语言与文化也有其互为进化与共生的空间和环境,可称其为“三元空间”(trialectics of spatiality)。为便于表述,笔者在此以传统的纸质文本作为描述手段来指代语言和文化的其他载体形式(如实物的、音乐的、绘画的、影像的、肢体的、电子的等等)。

  语言文化的共生发生于三个不同的空间:第一空间(First Space),即源语语言文化空间,属于相对独立的单语文化空间,主要载体是原语社会文化中的文本;第二空间(Second Space),即译语语言文化空间,也属于相对独立的单语文化空间,主要载体是译语社会文化中的文本;第三空间(Third Space),即双语文化空间,属源语与译语文化交汇的空间,主要载体是翻译文本。

  人类语言文化要实现共生,首先需要进入到一个双语交汇空间,即“第三空间”,也即翻译文本。比如,外译内的过程中,母语语言文化的“自我”(self)遭遇到外语语言文化的“他者”(other),二者经过交汇、碰撞、妥协与取舍,在母语语言文化中会产生诸多新的语言文化形态,而后经过沉淀与过滤,经过母语文化社会的生活化实践和规范化调适,最终进入第一空间,成为母语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完成了“他者”向“自我”,或“异质”向“同质”的转化过程,从语言层面到文化层面,都会参与到其中,并逐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且共生度会越发加强和深化。内译外亦然。尽管如此,各民族因其时间、地域和历史的自我构成性,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的语言文化依然会保持其相对的独特性征;而翻译文本处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交汇区(contact zone),二者客观上须顺应彼此之间的同质性,调和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以协商和折中的方式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一种既不同于原语社会文化的文本,也不同于目标语社会文化的文本,因而被称为“第三空间”(third space)。

  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的发展,也为人类语言文化共生的空间提供了思考路径和解释方法。在传统社会文化理论领域,相比丰富的时间与威严的历史,空间总显得落寞与寂寥;然而,时间与历史始终脱不开与空间的干系,当历史走进后现代语境时,空间也因其自身无限的延展而显示出强大的存在。后现代政治地缘学家和城市理论家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受后现代先驱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等人的影响,提出了“第三空间理论”(Third Space Theory),给予了“空间”与“时间”和“历史”同等的地位。霍米?巴巴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多元文化研究中提出了不同于“自我”与“他者”的“第三空间文化”(Third Space),即在不同文化遭遇的“中间地带”(in-between space)产生的“混杂文化”(hybrid culture),企图用混杂性(hybridity)去打破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严格分野,挑战少数族裔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被边缘、被消音的无情事实(生安峰,2005:302-310)。

  可以说,相比第一和第二空间,第三空间里弥漫着复杂的双语社会文化共生关系,时间和场域的自构性左右着这个空间里的诸多交互关系,译者要在这个空间生态场中行使族群间语言文化互为进化与共生的使命,其交互身份与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互文性

  互文性指人类语言文化的共生模式。自然界中的生物进化与物种创新不仅需要一个适宜的共生空间,也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共生模式,不同生物通过内部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而维持密切的互依共生关系。人类语言文化间的共生关系也是如此,其共生模式体现为翻译过程中相涉语言文化的各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与“能量”转换,翻译不只是语义层面的转换,也是文化交汇与创新的空间(Wolf,2007:186),是异质语言文化交互渗透(reciprocal interpenetration)的场所,体现了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互过程与共生关系。互文性是语言文化间互为进化与共生的显性特征与基本模式,也是“不同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Wolf,2007:181),是翻译中的客观存在。

  翻译的互文化(inter-textualization)之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今天,“接受差异”已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伦理诉求(ethic claim),语言文化间的共生必定内含着人类共同的生物机制与心理机制,译者在保持自文化特质的同时,也在通过反思、转化、吸收和超越而丰富自我,自我中早已兼有了“他者”的元素,翻译的互文化过程就是“自我” 与“他者”相互渗透的过程,文化的意义本就是“一种协商和妥协中的双赢”(Pym, 2000:181-192;封一函,2015:12),在此过程中,差异得到疏解、甚至超越了彼此的二元对立,因为在他文化的参照下审视自文化,通过对比二者之间的表述关系、表述方式与表述形态,认清了二者的差异性,并通过差异性之间的融通,提升了自身文化的可塑性,使本不具有完整性和恒定性的语言文化呈现出动态的活性。翻译实践中,语言层面的词汇、惯用法及文体等早已成为自语言与他语言互为渗透的丰富元素,比如:大量的日耳曼语、拉丁语和古法语词汇进入到英语中,英语中不计其数的惯用语进入到汉语中,汉语中的古诗词与日语中的俳句又经庞德吸收而改造成为英语的“意象诗”,英语中重“说”不重“唱”的戏剧传统经我国“五四”文化运动的吸收而衍生出话剧形式,等等;而文化层面(仪式、信仰、礼仪等)的交汇与融通更是跳出了文本,浸入到日常交际、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之中,比如:汉语中的见面问候语“好久不见了”成了英语中的时尚问候语long-time-no-see,英语中常用的见面问候语Good Morning促成了汉语中见面问候语“你好”的广泛使用,“你吃了吗?”或“你去哪儿啊?”逐渐淡出了我们的日常问候传统,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已经成为一些年轻人的时尚标识,咖啡加面包之类的西餐也早已见怪不怪啦。

  译者的跨文化身份与作用体现在其对语言文化交互的不竭努力之中,甚至在一些极端性文化差异(禁忌、隐喻等)面前,他(她)也无所畏惧,而将之带入不断协商的“第三空间”地带,使之以“翻译活动的结果”(the results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而不是以“原有世界的样貌”(original lifeworlds)呈现出来(Bachmann-Medick,1997:14;Wolf,2007:186),空间里弥漫着的复杂气氛得到缓解,互文性使得不同语言文化的共生成为可能。

  简而言之,文本是个开放的空间,是不同语言文化共生的生态场;在这里,语言和文化随着时间、历史的进程以及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地吐故纳新。

  五、互主体性

  互主体性是指与翻译相涉的各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包括作者、翻译发起人、赞助商、译者、编辑、审查人、版权人(单位)、译评人、出版商、营销商、读者等等,彼此构成了一个“为实现翻译目标而共同维系”(刘满芸,2012:157)的主体共生网络。共生翻译提倡互主体性,因为主体是针对时间和场域而言的,中心也是如此。互主体性是对长期以来盛行的“译者中心”、“读者中心”等后现代本体论思潮的理性消解,也符合“因差异而多样,因尊重而容纳,因容纳而富有”的共生翻译理性。

  继近代笛卡尔为代表的主客二元论(dualism)之后,胡塞尔又从哲学的高度消除了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的霸权地位,颠覆了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二元对立观,提出了不同于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现象学思维范式,导致了现代哲学阐释学、接受美学、反应文论等文艺观的本体论转向,为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哲学依据。海德格尔借语言理解存在,伽达默尔借语言诠释理解,姚斯借美学塑造读者,伊瑟尔借读者反应寻求阅读的权威,巴斯奈特借文化操纵作者,福柯用权力解读翻译等等,这些翻译的本体论研究模式挣脱了传统的语言论、认识论视域,丢弃了蹈规袭常的研究方法,造成了“译者中心”、“读者中心”等本体论研究模式的大行其道,使多年来的很多翻译学者与研究者都深陷其中。

  生物之间的自然共生法则同样适用于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互依共生关系,也适用于人类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存在逻辑。吴飞驰对共生理性进行了哲学层面的反思,认为“人类因共生存而彼此之间具有‘互主体性’,‘我’与‘他’彼此互依,自由共在”(吴飞驰,2000:21);海德格尔坚信,抛开工具理性主义,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就不是一种认知关系,而是一种共同存在(赵颖,2008:94);罗蒂(Rorty)所说的“把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视为我们中的一员的能力”(1989: 192),其实质就是一种共生能力,因为万物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彼此存在“互主体性”关系;瓦尔特?本杰明在《论译者的任务》中写到,“由直译而保证的‘信’的重要性在于,作品反映了对语言互补的强烈愿望”(陈永国,2005:10);斯坦纳(Steiner)在描述文学翻译行为时提到,“将原语中新的语言现象引入到译语语言文化体系当中,会增加我们的表达方式”,因此,“没有补偿的翻译是失败的”(Translation failed where it does not compensate)(Shuttleworth & Cowie, 2004:69),“补偿”是使原语中的异质语言特征和文化特征在译语语言文化中得到尊重与分享,同时也能弥补译语表达体系和思想体系中的单一或缺位,这是一种“互补/共生”关系,是原语语言文化特质在译语语言文化体系中获得的新的成长空间与生长方式。

  互主体性体现了翻译酝酿、翻译过程、编辑出版、译作传播等环节中各相关主体不可或缺的角色与作用,体现了“角色中的人”各司其职、各司其责的社会功能与个体尊重。共生是维持翻译主体关系平衡的最基本因素,但竞争也是维持翻译主体关系的重要因素,二者是矛盾中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协同合作是翻译主体之间的生存本能与必须,没有诸多主体之间的协作,便无法实现翻译的功能和目的,跨语言文化交际便无法完成;另一方面,竞争在翻译主体之间不可避免,这源于知识背景、价值信仰、资源分配、个性禀赋等差异,也源于翻译主体之间的不均衡发展。竞争是社会优先发展的必要条件,追求进步与优先发展是翻译主体之间竞争关系的有力推手,互主体性则强化了竞争主体间的公平意识与激励作用,有助于创建积极的翻译文化共生环境。

  六、译者自省

  译者自省主要出于对译者作为“翻译施事者”的个体自由与行为规范双重层面的考量,事关译者身心内外翻译环境的平衡。自然生物间的共生多出于生存本能,人的共生则出于个体意志与社会意志之间的权衡,个体崇尚独立和自由,社会建构关联和规范。米歇尔·克罗尼恩(Crorun,2003)认为不同语种的翻译之间要保持“健康平衡”(healthy balance),而“平衡”就是译者在翻译中的“度”的体现。翻译中,译者总要在其自身作用于文本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与社会作用于其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普世观之间“做出裁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经历感受一起构成了人们对翻译的身心感受”(Robinson, 1991:30)。道格拉斯?鲁宾逊认为,身体和精神无法分裂,翻译虽不能牺牲“理智”和“精神”,但西方在语言交际研究中坚持剥夺译者的直觉、情感、身体信号等身体的权力,早已削弱了人们理解说话时发生的一切的能力(Robinson,1991:xⅲ;2006:30),他提出的“翻译身体学”(the Somatics of Translation)强调身体对人的行动的指示以及身体对人了解一切的作用,坚持社会控制与个人感觉并存,理性与情感相伴,这是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及后现代以来意识形态操纵的翻译研究模式的反拨,既不屑于前者的理性权威,也反感于后者对文本的强权压制。

  译者自省是复杂的精神和情感活动,既具有稳定性,也具有动态性;既饱含身心自由的欲望,也渴望宽阔社会的认同;既渴求个体精神的独立,也留恋现实社会的归宿。共生理性为译者提供了一种均衡的视野:提高反省个体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能力,理性把握自身在跨语言文化交际与社会文化建构中的“交互”作用,深挖个体语言潜质,深化双语文化修养,提高解读、再现、驾驭文本的能力;同时,摈弃意识形态的窠臼与僵化,勇于承担社会义务,尤其就教育而言,翻译更不能忽视其道德层面的意义(moral aspect of translation),因为“译者不只是机械地复制,更是积极地思考,并最终对自己的良知负责”(Anderman & Rogers,2006:227)。路德在将《圣经》译入德语世界时,使用了日常德语表达,在使普通民众读懂经典教义的同时,也得到了心灵熏陶;这与其说路德饱含了政治意图,不如说他饱含了善良的信念与个体的自由。

  结  语

  本文将共生理论引入翻译学进行跨学科整合研究,从六个层面做了焦点式剖析和解读,扩展了翻译理论的研究视角,为人们认识、研究、实践和发展翻译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方法,为翻译学术的创新拓展了新的空间和维度。毕竟,“共生”才是人类语言文化生态的“根本价值向度”;也唯有如此,族群间语言文化的多元共生形态才得以繁茂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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